[作者简介]　石仲泉(1938-)，男，湖北红安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龚育之(1929-2007)是当代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长期以来，他以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厚的思想修养、缜密的逻辑思维、敢为先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研究党的历史，为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解决了不少的认识困惑和研究难题，作出了突出的学术建树。这里，我想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他的主要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一面“旗帜”的思想

　　高举旗帜，这是我们常用的政治语汇。但旗帜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权威说法来支撑，并且为公众所认同，许多理论工作者都思考过这个问题。1990年10 月，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龚育之作了题为《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的发言。他开门见山地引用青年毛泽东的话：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当年，参加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除了刻苦励志，尤其有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能够将感情的结合变为主义的结合。龚育之发挥道：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又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思想就成为我们队伍的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旗帜。“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1-1]与会者都赞同龚育之的说法。此后不久，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媒体广泛引用的名句。1993年 11月，江泽民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也引用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2-1]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论述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明确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概括，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任务。

　　近20年来，旗帜问题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龚育之首先阐释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的思想不无关系。他十分熟悉毛泽东的理论文献，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主持编辑《毛泽东早期文稿》，于1990年7月出版，为他在马鞍山会议的讲话提供了文献依据。那个时候，主张淡化“主义”、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潮还颇有市场。龚育之明确表示，不能赞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戒空谈’，‘少说空话’。但是，淡化‘主义’，不谈‘主义’，这不行。没有主义’，就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前进方向；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就会失去怎样为‘该’、怎样为‘不该’的共同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树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1-2]我们党需要的，正是这种政治立场鲜明而又不“左”的理论家和党史学家。

　　“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这个篇章的撰写，龚育之提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创见。随后，他主持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中卷稿”，进一步认为必须按照历史的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历史，并且把它们统一起来。“两个发展趋向”论，有助于说明新中国的曲折发展，“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3-1]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的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3-2]。

　　为了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在“文革”之前的10年有几次大的反复，龚育之还提出指导思想内部存在着矛盾的两个侧面的观点。他认为：分析这10年的大反复，需要揭示指导思想内部的矛盾。一个时候，矛盾的这个侧面占主导地位；过一个时候，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占主导地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变化，影响着两个侧面转换主导地位，历史的进程因此发生大转弯、大反复。“这是对‘两个发展趋向’思路的一个深化”[3-3]。

　　概括出“两个发展趋向”不是偶然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文简称《历史决议》)，摒弃用路线斗争论讲党史，一方面肯定这10年的探索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分析这10年的错误如何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孕育了“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胡乔木指出：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主张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时候，胡绳强调要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史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曲折，党的指导思想经常有变化。显然，“两个发展趋向”论凝炼和提升了胡乔木和胡绳的思想。

　　提出“两个发展趋向”论是为了破除路线斗争论。路线斗争论是以人划线，正确者一切皆正确，错误者全盘皆错误，将复杂的事件和人物简单化。这是造成某些历史错案的重要原因。“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努力剥离交织在一起的正确与错误，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他的正确思想。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就是为了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胡绳指出：“两个发展趋向” 论也许提供了能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复杂历史的一种看法。不少学者认为，“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思路，是目前解释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曲折发展的较好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历史伟人”

　　1993年12月，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龚育之同《经济日报》记者发表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谈话，还为中央宣传部等单位举办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提交了《邓小平论毛泽东》的学术论文。在这两篇文稿中，他都讲到20世纪的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产生了“三个历史伟人”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纪念历史伟人，要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要推进他们的思想和事业。

　　龚育之的这个观点博得党史界和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深受广大群众和干部、包括海外侨胞的欢迎。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五大报告肯定这个观点，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3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3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10多年来，尽管也有出自政治歧见、或来自学术异议的不同声音，但始终不能动摇“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伟人’”观点的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

　　从2004年夏天起，龚育之同笔者一起作为首席专家，共同主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现在，这个研究课题的核心专著已经结项出版，获得肯定和好评。尽管龚育之没有看到课题的最终成果，但其中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没有他把握课题的性质和敲定课题的纲目，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好。在研讨的过程中，他提出的4个观点，不仅对课题出彩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党的理论建设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首次概括为“民族化和当代化”相统一的完整理念。2005年1月，龚育之在课题组会议上提出：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比较多，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现在，时代主题发生很大变化，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与时俱进。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实际上是接受和延伸了上述 “当代化”的思想。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动态性表述，解决了3个“30年”只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在总体上是同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出分期，通常采用中共党史分期法，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 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个时期。简单地说，就是3个“30年”。然而，在这3个30年中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第1个 “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明确的。第3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没有疑问。关键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即第2个“30年”如何表述。在讨论中，龚育之提出，可否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年）”。大家听后，茅塞顿开。这个观点见诸报端，赢得许多学者首肯。课题据其展开论述，成为一个重要亮点。当然，还可以用张静如提出的，将10年“文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暂时性中断”来补充，但不影响对这段历史的总体定位。

　　三是明确提出“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的观点。2006年5月上旬，课题组在北京市怀柔区讨论稿子，龚育之讲了这个观点。同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幕式上，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行了三大理论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在三大理论创新之前，我们党还作出三大拨乱反正，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样讲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此前的学术界不曾有过。而三大理论创新突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我的理解，主要是科学发展观已经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定位宣传。不仅如此，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总称谓。它是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理论平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则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处于同一个理论层次。我相信，两个“三大”的观点能够准确地概括最近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关键和历史精髓。

　　四是辩证看待创新与异端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龚育之特别作出专题发言，阐述“异端”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创造新的东西，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针对着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而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创新，最初往往被视为“异端”。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恰恰是从“左道旁门”、“另类”、“异端”里创造出来的。他还说：“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用过去的“左”的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来衡量，都是“异端”。其实，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论述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这个观点不仅重点指导我们的课题研究，而且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晚年的龚育之体弱病重，但并没有妨碍他站在理论创新的前沿。提出上述4个观点的两篇高质量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攀登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峰的力作，表明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的思想境界。

　　中共党史“中卷稿”的“五编”构想

　　早在1995年初，龚育之正式就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以前，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讨论。他向胡绳建议，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从原来设想的写成一本“下卷”，改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分期，写成“中卷”和“下卷”两本，先集中力量写“中卷”。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以后，他主持“中卷稿” 的编写工作，提出“中卷稿”可以写成“五编”：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1949年10月—1952年12 月）；第二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1953年1月—1956年9月）；第三编“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探索中的两种发展趋向”（1956年9月—1966年5月）；第四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抗争”（1966年5月—1976年 10月）；第五编“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99年3月，根据中央主管领导的指示，将胡绳审定过的“中卷稿”，分送党的高层领导和部分专家征求意见后，我们调整了部分编目文字，并且修改了部分内容，但主体和基调没变。“中卷”名称改成“第二卷”，延续至今。然而，党史界的部分专家对“一头一尾”的分法持有异议。

　　——先说“中卷稿”的“头”两编。有的同志不赞成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7年分为“前三年”和“后四年”，认为这样的划分不符合《历史决议》，也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之嫌。这是误解。在讨论书稿和书稿上报胡绳的时候，龚育之都讲了这样的分编考虑。他说：建国头3年和后4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把这7年分作两编来撰写，能够比较客观地描绘出这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便于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两个时期实际存在着的区分和衔接。对于“前三年”的编名，不采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说法，而用“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名称来统领，旨在重新强调那个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合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实际，并且同改革开放以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某种更加自然的联系。突出新中国“前三年”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历史决议》的主要起草人胡乔木有明确说法：在1949—1952年，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至1949年通过并实行《共同纲领》期间，我们党的信誉，使党陷于根本理论上的自相矛盾。[4]

　　龚育之进一步认为，单独立编并不违反《历史决议》。正如前一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称“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后详细地写党史，则将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各分为一编或一章，而不违反前一个《历史决议》[3-4]。事实上，《历史决议》把建国之初的头7年放在一起论述，在阐发的时候仍然用单独一条来讲“前三年”。“中卷稿”将其单独成编，是《历史决议》思想的具体展开。可以说，“前三年”独立成编地写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真正体现了《历史决议》和胡乔木的思想。

　　不仅如此，龚育之一直强调，写社会主义改造，要把握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一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施。对于前者，他提出通过回顾近代历史到党的成立，讲实现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历史必然性。对于后者，他认为要作具体分析。从1953年至1955年夏季之前，三大改造工作是稳当的、健康的。指出此后出现的缺点和偏差，不是贬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而是为党的八大纠正缺点和偏差作必要的铺垫。这样做有利于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相衔接。

　　当然，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有一个肯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龚育之和我都认为，不应当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说得太满。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言， “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不等于说当时的指导方针和工作部署都是正确的。当时出现的失误，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求快，二是求纯。它们带来长达20多年的 “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不可低估，不能轻描淡写。因为，此后党的曲折发展与它有密切关系。一是处理这些“遗留问题”而调整政策，造成历史的反复和工作的被动；二是许多干部和群众为此一再受到批判和伤害；三是长期不调整生产关系，束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当时，我们国家虽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充分肯定”它，与说它是否是“最优选择”，这是两回事。混淆两者，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历史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并且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太纯了，超越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说白了，最初的改革与解决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遗留问题”密切相关。它是启动改革的一个直接动因。如果把它讲得太满，就无法说清改革的由来，也无法说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

　　——再说“中卷稿”的末编。将“中卷稿”的下限定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定在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在党史界也有不同意见。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单独作为一编来写，是龚育之根据胡绳多次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而作出的把握，也是“中卷稿” 的首倡。1994年11月，胡绳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指出：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的标志，此前和此后分为两个时期。如果是这样，两年徘徊就应当放在前一时期。当然，这两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结束得不太好、不彻底，因此出现两年徘徊。我们把这两年写在前一个时期的最后，表明这一时期的内容包括“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5-1]。“我认为,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 [5-2]。

　　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划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那么可否用遵义会议来划分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呢？胡绳也谈到这一点。他认为，不能将两者划等号。我以为，这是没有分清楚两次会议的异与同。这两次会议都具有确立党的正确路线、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意义。但遵义会议只是解决党内的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到转变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因为，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历史进程分期与我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密切。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分期，没有简单地以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来划分，也就没有以遵义会议来划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不同。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要矛盾、国家主要任务的认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然而，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才真正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由此实行三大转变、逐步明确和坚定贯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根本地决定了最近30年来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以，必须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断代”。

　　再则，这样的划分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6]。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7]。党的十四大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2-2]。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光辉的标志，表明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这次会议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6年6月，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规划，胡锦涛就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你们的中、下两卷的历史分界，这比较站得住脚。我同意建国后的党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两卷来写，这站得住。因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为两卷，“中卷稿”安排第五编写两年徘徊，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否则，就不是“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了。

　　关于最后一编如何撰写，龚育之还说：结尾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使“中卷稿”有一个辉煌的“尾巴”。这29年的历史有太多曲折。“尾巴”不翘起来，读者会感到沉重和压抑。有了这个辉煌的“尾巴”，就能够说明我们党经过那么多挫折，还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最终克服了错误的发展趋向。中国共产党还是伟大的、光荣的，党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中卷稿”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末编的下限，将来续写新时期的中共党史，如何开头呢？龚育之认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写进来，这段历史比较完整。而下卷如何开头，还有时间考虑。写下卷是21世纪的事了。利用这两本书的出版间隔，可以打一个“时间差”。正如上卷以新中国建立作为终篇，不妨碍“中卷稿”以开国大典作为开篇一样。所谓“重复”，在这里不会是问题。因为，剪裁的详略、考虑的视角和写作的切入点都会有所变化。“中卷稿”的谋篇布局，展现了龚育之的大局意识和宏观视野，也为今后修改这部稿子打下很好的基础。

　　龚育之在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方面作出的独到研究、所形成的创新性学术成就，必定现实地和深远地影响我们党的历史研究和思想创新。他那“文理交融”、 “史论贯通”、勤于思考、求真务实做学问的大家风范，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人品和文品，像他那样刻苦 钻研，不断创新、不断超越。

　　[参考文献]

　　[1]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24[-1]，425[-2].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45[-1]，4[-2].

　　[3] 龚育之，李声笑.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431[-1]，437～438[-2]，438[-3]，455[-4].

　　[4]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8.

　　[5] 胡　绳.胡绳全书：第3卷(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91[-1]，590[-2].

　　[6]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C]//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7.

　　[7]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C]//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9.